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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科技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武汉大学RCCSE权威期刊,是集教学、科研、训练等为一体的体育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
任慧涛 1,2 易剑东 1
(1. 温州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2. 泉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
作者简介
任慧涛
任慧涛,博士,副教授,无党派人士,硕士生导师,泉州师范学院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温州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在站博士后,江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福建社科成果青年佳作奖获得者。长期从事体育治理、体育产业与管理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8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重点项目3项,一般项目若干。先后主持或参与北京冬奥申委、北京冬奥组委等横向委托课题20多项。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撰写或参编学术著作7部。
易剑东
易剑东,奥林匹克研究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及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目前任职温州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兼任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体育新闻传播方向博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专业体育公共管理方向博士后合作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访问学者。曾任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北京2022冬奥申委总体策划及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院长等。
摘 要 “碳中和”是全球应对气候危机,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的重要理念。国际奥委会作为全球体育治理体系中的关键行为体,自1992年受邀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一直积极介入全球气候事务,严格要求各届奥运会的组委会乃至主办城市加强低碳、绿色办赛,强调要综合运用多种举措,实现赛事相关碳排放净零,履行缓解气候变化的责任。围绕这一工作,国际奥委会响应联合国《体育促进气候行动框架》等公约,发布了《IOC可持续发展战略》《IOC奥运会碳足迹方法》等一系列政策,从生命周期理念设计了碳排放计算、减少、消除与补偿的管理框架并予以推进,降低了奥运赛事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通过梳理国际奥委会应对气候问题的历史进程与总体特征,对1994年至今的奥运会碳排放控制案例进行研究,总结出国际奥委会“碳中和”事务的管理愿景、框架、组织机构、工作安排和具体方法举措等,希望能够推动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碳足迹的精细化治理,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达成。关键词 大型体育赛事;碳中和;管理框架;奥运会大型体育赛事在筹办前、举办过程以及闭幕后都会消耗多种资源,产生大量碳排放。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赛事数量、规模和举办频次大幅增加,赛事相关的场馆建设、交通运输等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日益规模化,体育运动中的环境可持续性研究成为突出议题[1]。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中后期,国际奥委会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赛事是否会破坏气候和生态,奥利匹克学家Jean-Loup Chappelet(2008)在《作为奥运遗产的冬奥会环境议题》中介绍了1970年以来的各届冬奥组委会的经验是如何被提炼、升华为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2]。1992年,全球碳排放控制的里程碑事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国际奥委会作为特邀组织全程参与,自此伊始,国际奥委会跟联合国、国际气候组织以及其它环境保护团体形成一致意见,坚决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议程。随后,国际奥委会以《主办城市合同》签约的方式,推动奥运会组委会、主办城市乃至东道主国家政府确保奥运会赛事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并发布《IOC可持续发展战略》《IOC奥运会碳足迹方法》等一系列政策执行约定。从历届奥运会官方总结报告来看,这些政策和管理框架的执行效果较好。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至今,大部分奥运会都通过减排、补偿等方式实现了“碳中和”。体育与气候生态议题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可以追溯至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期间。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奥运领域,曾少军[3]曾对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碳中和问题展开研究,罗乐、孙葆丽、郭贤成等[4]比较了奥运会、青奥会等不同类型的奥运赛事与环境互动关系;余莉萍、任海[5]对奥林匹克教育中的环境教育问题展开讨论。近年来,对大型体育赛事低碳化、绿色化等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于萌、荆雯[6]和颜景飞、孙辉、张健等[7]评述了我国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的研究进展,并对其脉络演进、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展开讨论,认为未来应当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健全体育运动生态环境学科知识体系,推动绿色体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朱洪军[8]提出了我国体育赛事绿色发展路径;金朝霞、于文谦[9]提出了针对大型体育赛事造成的生态破坏的补偿机制。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10]。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社会各个方面、领域和行业的支持,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11]。在体育赛事领域,尤其是在以西安2021全运会、北京2022冬奥会、杭州2022亚运会等为代表的综合运动会筹办和举办过程中,围绕体育场馆、设施设备、原材料以及交通运输等,赛事组委会已经设计并推进了许多碳减排、补偿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来看,我国大型体育赛事中推广和应用“碳中和”理念还较为新颖、零星。围绕如何实现赛事“碳中和”的管理体系、执行框架、管理流程和具体举措等还处在探索阶段,缺乏整体性思考和标准化普及。从研究来看,我国体育赛事碳排放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和意义探讨的维度,尤其是赛事碳中和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低碳理念等方面的响应程度上,讨论的很是深刻。但是,对于体育赛事如何实现碳排放的精准、具体消减等问题关注程度不够,尤其是对赛事碳中和领域的方法论、具体举措以及根据国际趋势做出的实践经验总结较为缺失。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1994年至今的奥运会气候保护案例进行研究,阐释国际奥委会对大型体育赛事“碳中和”整体管理机制,尤其着重探讨了国际奥委会如何介入气候保护这一公共事务议程,并通过气候保护倡导联盟框架,激励主办城市、组委会以及其它利益相关者响应和落实“碳中和”倡议,通过案例经验,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达成。针对大部分涉及体育可持续的事务,国际奥委会都会强调,“奥运会的可持续举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清洁的空气、水、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绿色健康的城市、山地、森林、河湖和海洋等生态系统。正是这些自然资本的宜得性,以及它们对运动员、社会的健康和福祉贡献,才使体育及其它人类活动方式成为可能”。因此,国际奥委会通过自身在全球体育治理中的权力、能力与影响力,通过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执行框架、协同内外部治理结构等手段,建立了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深化改革方案[12-13]。在环境问题应对上,国际奥委会决定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奥运会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提高公众意识和教育年轻一代,认识到全球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更重要的是,认识和参与如何解决这些挑战”。本研究以里程碑事件为节点,对国际奥委会应对气候问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简单历史分期,概括分为理念萌生(1992—1999年)、赛会执行(1999—2012年)、全面倡议(2012—2018年)和倡议落实(2018年至今)阶段(图1)。图1 国际奥委会应对气候问题的历史进程及里程碑事件Figure 1 Historical Process and Milestones of the IOC's Response to Climate Issues1992年5月,联合国正式提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认为全球气候已经处于危机边缘,倡议所有国家政府共同应对。同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举行,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应对大气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浓度问题的会议,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重视,经过充分讨论与沟通,153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式签署该公约。国际奥委会派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并随后在体育界着力宣传控制气候变化的理念,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首次将环境保护评估与措施作为奥运会筹备和举办阶段的主要内容,组委会设定了5个绿色目标,这是首届将环境保护列入办赛目标管理的奥运会,气候问题的具体应对方案、措施首次纳入奥运会举办流程。同年,在巴黎举行的百年奥林匹克大会(The Centennial Olympic Congress)上,国际奥委会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了体育与环境问题,并决定将“环境”(environment)作为奥林匹克主义的三大支柱之一,强调奥林匹克运动必须在保护环境方面表现出负责任的关切。1995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了一个体育与环境委员会,将气候和环境指标纳入申办标准,并在所有奥林匹克运动相关活动中观察。1996年,“环境”正式作为基本原则列入新修订的《奥林匹克宪章》,宪章中还增添了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相关的条款。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之后,“温室气体排放量”成为衡量全球气候控制的关键[14],国际奥委会迅速跟进,决定全面要求未来各界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主办城市乃至东道主国家都应加强绿色办赛、低碳办赛,履行缓解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压力的责任。1999年10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在第三届体育与环境世界大会上签署通过,《议程》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下进行起草,从奥运赛事场馆、交通、能源、食宿以及废物方面提出了应对气候问题具体要求。《议程》中,国际奥委会将控制赛事相关的气候变化作为《申办城市合同》的达标要求,规定申办城市必须满足环境健康、自然保护、气候保护、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标准,标志着奥运会碳排放管理问题进入常态化筹办和举办工作内容。该议程在当时未在我国体育学界形成讨论,但随着国际奥委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政策、倡议频繁发布,同时在之后的奥运会——尤其是北京2008夏奥会筹办过程中的检查越来越细化与严格,我国许多学者回顾并思考《议程》的重要价值,认为它在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例如卢元镇(2005)以《21世纪:奥林匹克在想什么》为题,通过解读该文本,指出奥林匹克运动是“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一次思想变革”,国际奥委会“虽然是一个体育组织”,但主动挑起未来人类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历史“重担”[15]。我国奥林匹克学者任海亦指出,《议程》显示了国际奥委会勇于扛起“重大历史使命”去协调体育与环境的关系[16]。由于国际奥委会的要求,2000年之后的历届奥组委都极为重视碳排放问题。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首届以“绿色奥运(Green Olympic Games)”作为主题的夏奥会,悉尼奥申委在申办过程中,就将对环境深度保护写进《申办报告》,之后,悉尼奥组委在筹办和举办过程中的能源节俭、水资源使用、垃圾处理、污染治理以及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标准和执行情况都达到了新高度[8]。都灵冬奥会开创了奥运史上气候应对的实践先河,成为首个实现“碳中和”的奥运盛会。北京2008夏季奥运会开创了我国大型活动“碳中和”管理的先河,明确对赛事节能减排等进行规划。例如,2002年7月发布的《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具体要求:“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有害废弃物(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节能降耗、减少废物排放、增加废物的再生循环利用。”以《奥运行动规划》为指导,北京2008奥组委一直积极采取措施节能减排,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具体包括将能耗指标要求作为建设标准纳入施工要求,广泛采用太阳能和风能等绿色能源,采用新型环保建材等,也可以说是大型体育赛事“碳中和”中国方略之雏形。都灵2006冬奥会是首届实现“碳中和”的奥运赛事。为达到都灵2006冬奥会“对气候无害”的核心目标,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下,都灵奥组委启动购买当量“抵消”碳排放的办法,当地政府投资约300万欧元,从意大利国内企业和节能减排工程中购买了约20万吨的碳减排信用额,用于补偿奥运会期间交通和比赛场馆运营产生的二氧化碳,此外还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措施进行补赎[17]。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同样将“绿色”作为三大理念的中介理念[18],积极采取措施推进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例如,把能耗指标作为工程建设要求之一纳入场馆建设过程,广泛采用太阳能和风能这2种绿色能源为体育场馆和奥运村供电,采用新型环保建材并通过废物循环再利用节约能源。“绿色奥运”甚至促动了北京市重新修订《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计划》,通过“环境意识计划”“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绿色屏障”等重大工程,将原定于2010年的城市环境保护目标提前3年实现[19]。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组委会选择使用清洁能源与技术、丰富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奥运场馆的绿色建筑以及购买抵消奥运会直接碳排放等承诺,将赛事碳影响降至最低。但是,上述奥运会“碳中和”目标及其达成只是根据重大活动的粗略统计进行的研判,并不是精确衡量的结果,上届奥运会的测算方法与结果无法作为知识遗产转移到下一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尤其是各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Games,OCOGs)开始尝试如何以专业、准确、公开和透明的方式来制定统一的碳足迹方法,监测赛事相关的气候应对状况,确保大型体育赛事“碳中和”管理的有效性。2009年12月,经过数年研发,伦敦奥组委发布《2012年伦敦可持续发展计划》(London 2012 Sustainability Plan),抛弃了传统依据其它赛会场馆建设均值数据等估算的办法,开发并使用先进的碳足迹技术与方法,对整个伦敦奥运周期(2005—2012年)内产生的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最终认为整个奥运会的碳排放约为34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赛事场地开发及建设占50%、交通基础设施占17%、运营占13%、现场观众相关排放占20%[20]。根据这一结果,伦敦奥组委再确定和规划降低、减排和补偿碳排放额度。伦敦奥运会是历史上第一届准确地计算和衡量单次奥运全周期碳排放数据,并且实现“面向未来”碳中和管理的奥运赛事[21]。伦敦奥组委准确实现赛事全周期的碳足迹检测、管理,为国际奥委会将“净零排放”作为赛事领域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关键理念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依据。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通过,成为全球下一个“十五年”(2015—2030年)发展战略蓝图。作为全球体育秩序变革的引领者,国际奥委会对体育中的可持续性问题愈发关注,以“全球治理行为体”的身份来积极主导全球体育新秩序[22]。同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获得通过,并于2016年11月迅速生效,显示了碳排放在全球气候问题控制中的紧迫性。2017年10月,国际奥委会颁布了《IOC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气候”列为5个重点领域之一,要求在规划体育设施和筹办赛事活动时,应考虑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同年,为将自身打造为“气候友好组织”,国际奥委会跟陶氏化学公司达成协议,授权其作为官方碳合作伙伴,开发国际奥委会的整体碳减排方案,抵消国际奥委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足迹。经过陶氏化学公司开发和实施的创新碳减排计划,国际奥委会在2017—2020年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约25万吨碳排放已被抵消,成为一个“碳中和组织”。此外,国际奥委会还通过其他方式完成减排,例如,新总部奥林匹克大厦建设为世界上最具可持续性的建筑,全部动力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等。在进行自身“气候友好组织”到“气候积极组织”改造的同时,国际奥委会发布了一系列战略与愿景,倡议推动全球体育领域关注气候问题。2018年2月出台的《奥林匹克议程:新规范》,提出“最迟在2030年之前实现气候友好型奥运会”的目标。2018年6月,国际奥委会发布《主办城市合同:运营要求》(Host City Contract-Operational Requirements),明确要求主办城市必须提交《碳管理计划》(Carbon Management Plan)确保进行碳中和管理,并要求补偿赛事组委会自身活动可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此外,国际奥委会进一步自我变革,努力成为一个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将栽植“奥林匹克森林”,为联合国支持的非洲“绿色长城”项目做出贡献。2018年12月13日,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共同发布了《体育促进气候行动框架》(Sports for Climate Action Framework),声明指出“联合国已经认识到,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经济所需的全球碳减排量,无法仅靠各国政府来实现……凭借全球数十亿体育迷群体和独特激励力量的影响力,体育完全有能力帮助推动全球气候行动”,并“邀请体育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加入本框架,展示领导力,指导和推动体育参与者们助力全球气候改善”,截止当前,全球已经有200多个国际体育组织、国家体育协会、职业体育联盟和俱乐部签署加入。《框架》有2个总体目标,一是承诺完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标准并建立伙伴关系,二是将体育作为推动全球公民的气候保护意识和行动的手段,通过这两个总体目标可以看出,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气候组织拥有明显的政策倡导联盟“发起者”特征,而超过270多个体育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也标志着国际奥委会的倡议得到全面响应。体育助力气候改善的倡议得到积极支持,但如何执行还需要特定的工作组使用专业知识、工具和案例予以推进。尤其是对于体育组织来讲,需要有具体的操作性方法和执行计划来进行落实。2018年12月,国际奥委会发布《IOC奥运会碳足迹方法》(IOC Carbon Footprint Methodology for the Olympic Game)从方法、组织、执行程序等方面,对奥运会碳中和管理给出应用指南[23]。国际奥委会《IOC奥运会碳足迹方法》方法的出台,标志着国际奥委会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开始向战略具体措施制定层面迈进。2020年3月4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确保所有即将举行的奥运会都是碳中和,并承诺将显著减少赛事碳足迹。从2030年起,所有奥运会都必须是“气候积极的”,这意味着奥运会组委会将被要求减少和补偿所有相关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并且为奥运会及其遗产制定出持续的零碳解决方案(表1)。2020年东京奥运会进行了大量的减排工作,但碳足迹仍达301万吨CO2当量,经东京都和埼玉县等地210多家企业提供的排放配额援赠,东京奥运会最终实现了“碳中和”。此外,举办期间,整个东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零增长,表现出奥林匹克大家庭应对全球变暖的积极态度。2020年5月15日,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联合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将“低碳冬奥应对气候变化”列为主要行动,推动“碳中和”承诺的实现。表1 奥运会碳排放管理目标与承诺Table 1 Olympic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Goals and Commitments
注:资料来源于历届奥运会总结报告。2021年3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37次全会通过了《奥林匹克2020+5议程》,将其作为国际奥委会未来5年的新战略路线图,其中,路线2、路线13明确提出参与气候行动的具体路径。2021年10月24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到2030年,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再减少50%,彰显了其以身作则的决心。同时,国际奥委会应对气候问题的战略开始向微观层面深入,并在遵循应对气候问题战略理念的基础上明确碳排放总量、低碳与绿色环保要求,设计了基于周期管理的监测、削减与补偿框架。在气候应对治理理念上,国际奥委会逐渐展开与相关机构的合作交流,与联合国、国际体育组织、商业合作伙伴等的联系愈发紧密。作为全球体育发展的利益相关方,积极有效互动,通过设计符合自身优势和特点的措施,推动大型体育赛事全面实现“碳中和”管理。一般而言,大型体育赛事实现“碳中和”,首先要有清晰的战略愿景及配套计划,设计有效的组织结构并予以落实。战略愿景及配套计划反应在政策系统上,赛事碳管理工作提供宏观战略与目标,并围绕战略为有关部门和个体提供行动准则、规划和管理原则。机构系统主要是明确赛事的碳管理工作是如何进行责任划分的,尤其是赛事授权方、主办方、承办方以及利益相关者各自应当拥有的权力与职责等,进而明晰协同过程中的机构关系与授权链条(图2)。图2 大型体育赛事碳管理体系:以奥运会为例Figure 2 Carb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Mega Sporting Events:Taking the Olympic Games as an Example如图2所示,以奥运会的“碳中和”管理为例,总体愿景是希望基于目标管理和生命周期管理双重理念,实现碳排放精确计算、减少排放甚至消除排放的愿景,推动赛事活动对环境和气候的积极影响。政策系统是国际奥委会响应联合国、国际气候组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园》《巴黎协定》《体育促进气候行动框架》等公约,通过制定《IOC可持续发展战略》《主办城市合同:运营要求》《IOC奥运会碳足迹方法》等一系列体育政策及要求,来落实具体化、标准化的工作目标。机构系统体现为一种跨部门、跨组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方式,奥运会的利益相关方通过愿景、工作目标以及自身的社会责任等凝聚成为合作伙伴,推动“碳中和”管理的有效落地。从公共政策的一般分类方法划分,大型体育赛事碳管理政策系统主要分为宏观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3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是由全球大型体育赛事“碳中和”理念主导的宏观政策层,主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与国际奥委会联合发布的《体育促进气候行动框架》(Sports for Climate Action Framework)。它们作为最高层次的政策设计理念,对国际奥委会和赛事组委会等管理机构的其他政策起着理念引导作用。其中,《IOC奥运会碳足迹方法》是该政策系统的核心文件,由国际奥委会发布,对奥运会碳足迹进行测算、评估、执行和激励改善等所有阶段予以指导的统一性文件。该方法对大型体育赛事碳排放的评估,是基于国际标准,从大型体育赛事相关的原材料的提取,到运输、生产、分销、使用和寿命结束后的处理来评估产品、组织和服务在其生命周期(life-cycle assessment,LCA)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影响。在基本政策层面,根据宏观政策层的原则和理念引导,国际奥委会在2018年6月发布的《主办城市合同:运营要求》中明确要求,主办城市必须提交《碳管理计划》(Carbon Management Plan),为奥运会在东道国的举办推广低碳方案,并补偿赛事组委会自身活动可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碳足迹计算的原则为必须坚持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和透明度等要求,确保所有大型体育赛事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能够得到有效追踪(表2)。表2 大型体育赛事碳足迹追踪原则Table 2 Principles of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for Mega Sporting Events
注:资料来源温室气体核算体系,2012。在回应基本政策层的基础上,赛事组委会设计并制定了以《碳管理工作方案》为核心政策的具体政策层,《碳管理工作方案》由赛事组委会针对不同行动对象制定的一系列符合“碳中和”理念的具体执行要求构成,涵盖有关监测、削减和补偿碳足迹的各实施路径。例如,《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在低碳能源替代、低碳场馆建设、低碳交通升级、冬奥组委会率先行动4个方面制定了具体的减排措施,确保北京冬奥会碳管理工作从理念到行动都得到充分贯彻。同时,为了补偿不可避免的碳排放,北京冬奥组委除开展林业固碳等常规项目外,还通过引入企业减排量捐赠项目和碳普惠制项目,鼓励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国际奥委会通过理念引导和方向指引,将碳管理问题的实际细节留给了赛事组委会本身,鼓励赛事组委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已有知识经验,制定切实、可行、高效的管理计划。同时,国际奥委会高度重视与国际组织、商业附属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要求赛事参与方都必须进行充分的碳管理培训,保障体育赛事碳管理工作能够有序进行。国际奥委会还设立了由外部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等组成的技术咨询小组,鼓励重要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提高大型赛事碳管理的质量和可信度,促进“碳中和”理念以更适当、更有效的方式落地。主办城市政府、国际奥委会、赛事组委会都是配合机构,承担不同的碳管理工作。例如,北京市政府根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北京2022冬奥运会城市申办合同》,负责统筹相关职能部门,执行赛事相关的交通、基建、绿植等工作,全力推动大型体育赛事碳管理工作在中国的完善和发展,并以城市东道主的身份践行国际奥委会的“碳中和”理念。赛事组委会根据国际奥委会全球体育“碳中和”理念和主办城市的实际需要,制定契合自身属性的《碳管理工作方案》,确定赛事碳管理工作的具体行动领域,并为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合作搭建一个双向互动的内部交流平台,促进赛事碳管理工作的知识转移和迭代升级。其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场馆建设时对项目交付机构提出碳指标,要求使用气候友好型、可回收的建筑材料;推广碳普惠制项目,开发“低碳冬奥”线上APP,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调动城市居民、社会公民、参赛人员等个体的低碳积极性;协同社会团体开展线下“碳中和”理念宣传和绿化行动。总体而言,在大型体育赛事组委会管理工作中,赛事组委会、商业附属机构(如赛事赞助商、产品供应商)、项目交付机构都将纳入碳管理政策的具体执行机构,通过制定赛事碳计算工具、收集碳排放数据、开展线下环保行动、组织线上视频会议、革新生产原材料、改造赛事场馆及设施、装备器材回收再分配、废物管理等途径来测量、削弱和补偿赛事碳足迹,助力“碳中和”实现。除此之外,在大型体育赛事碳管理工作的外部协同上,赛事所有权方、赛事赞助商、产品供应商以及其它社会团体,都是赛事碳管理的利益相关方,应当理解并执行赛事组委会设计开发的碳管理政策,积极参与、配合。大型体育赛事如何执行碳中和的具体管理工作,需要有清晰的流程予以支撑,因为大部分国际体育组织并非专业的碳排放事务处理机构,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实现“碳中和”一般是赛事组委会的工作范畴,需要赛事授权方——国际体育组织自身理解碳排放管理流程,才能进行监管和敦促。作为全球体育社区的领导者,国际奥委会在奥运赛事“碳中和”管理工作中有着清晰的使命,并通过愿景占据领导地位。在实际工作中,主要通过专业委员会提供工作流程的技术建议,目前主要有可持续发展和遗产委员会(IOC Sustainability And Legacy Commission)提供奥运赛事碳管理的一般流程,并将具体措施的设计、制定、实施职责传达给赛事组委会。一般而言,整个工作流程从申办成功贯穿到闭幕式结束后,在机构系统以及社区、居民、运动员等其它相关群体的支持下,按照“P-D-C-A环”对碳排放进行全周期管理并随时根据需要进行必要改进,确保“碳中和”管理框架的执行程度。大型赛事碳管理应以初始碳足迹的预算为起点,确定碳足迹的主要组成部分、需要收集和细化的优先数据、赛事碳足迹界内的活动、工作的具体流程、各部门的具体责任等内容,以便为数据收集、人员配备、基础设施建设、场馆改造和采购策略中的关键决策提供依据。衡量并确认初始碳足迹的工作情况,经国际奥委会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审查和评论后,应在随后的《初始碳足迹报告》和《碳管理工作计划》中体现出来。《碳管理工作计划》应确定所需收集数据的综合列表、与数据所有者建立联系、制定碳管理工作时间表、确定数据收集的工具、方法、预算和人员等方面(图3)。图3 大型体育赛事碳管理流程图Figure 3 Flowchart of Carbon Management in Mega Sporting Events在充分吸收《初始碳足迹报告》成果的基础上,赛事组委会可持续发展功能部门牵头,并在其他职能部门、商业附属机构、项目交付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共同协商下制定《碳足迹削减计划》,重点关注场馆设计、材料选择、采购策略和赛事运营等方面的减排措施,并制定避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阶段性目标、行动时间表和措施评估方法、责任分配表,确保赛事减排措施的高效、有序执行。初始碳足迹主要基于假设或历史的档案数据,而实际碳足迹主要基于涵盖整个赛事规划、举办、运营和解散阶段的实测数据。理想情况下,赛后的碳管理工作应该仅限于收集、处理和计算已确定的数据类型(来自供应商、赞助商、其他职能部门和交付机构等的数据),随后将该阶段的工作成果融入赛事《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予以公布,为未来赛事组委会提供知识遗产,促进碳管理知识经验转移。从国际碳排放相关计算标准上看,《温室气体计算与验证标准(2006)》《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2012)》《碳中和及相关声明实现温室气体中和的要求与原则(ISO14068)》和欧盟委员会《组织环境足迹评价方法(2011)》等都能够为大型体育赛事提供很好的碳管理规范化要求。然而,由于没有考虑到体育赛事特殊性,所以这些标准不一定能很好地衡量间接赛事碳排放、发挥赛事“碳中和”的教育意义和社会领导力。国际奥委会的《IOC奥运会碳足迹方法》通过对碳的生命周期进行观察,综合使用碳足迹追踪、排放范围界定、减排措施评估3种具体方法来实现计算,能够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为大型体育赛事的碳足迹核算、抵消提供了更好的操作性指导。大型体育赛事碳足迹追踪一般有范围界定、数据搜集、数据整理和解释说明4个步骤(图4)。第一步,需要确定排放类型(直接或间接排放)、地理边界、时间边界以及应包括哪些具体活动。第二步,收集所涉活动资源消耗的有关数据。赛事筹办早期的碳足迹排放活动太多、过于零碎且难以所及,所以初始碳足迹只能基于预测或往届赛事的档案材料数据。一般而言,大型体育赛事的碳足迹追踪是对以赛事举办前后总计3个月左右时间,所收集的实际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搜集过程汇总应当对能源、材料等不同类型的消耗进行标准化归类,如“电力x kw/h”“棉花x kg”“钢x kg”等。第三步,数据整理,将不同类别的碳排放材料乘以特定的系数,转化为统一的“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q)或“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q)单位,进而得出整个赛事的碳足迹。第四步,“解释说明”同样十分重要,需要将碳足迹计算的最终结果和具体搜集过程等形成详尽的成果报告,在确定无误后进行公开发布,推动赛事内外部围绕碳足迹规模、减排以及补偿等方面的沟通和协商。图4 大型体育赛事碳足迹追踪步骤[23]Figure 4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Methodology for Mega Sporting Events[23]大型体育赛事碳足迹包括所有因赛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一部分直接来自组委会的活动,另外则来自赛事各利益相关方活动,如负责场馆和基础设施的建筑公司、赞助开发商和其他商业运营伙伴、赛事转播的广播公司,以及其他所有相关运动员、技术官员和支持人员的活动。尽管后者不在赛事组委会的直接控制范围内,但只要存在某种形式的合同关系或政府授权关系,组委会就对其碳排放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另外,赛事碳足迹还包括因赛事产生的、赛事组委会对其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但应当纳入赛事排放总量的一些外部活动的碳足迹。例如,奥运现场观众们长途出行,以及赛会期间他们在主办城市进行的住宿、餐饮、购买官方纪念品等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都应纳入到赛事的碳排放总额中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如图5所示,“碳排放范围界定决策树”,为确定赛事碳足迹范围的方法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判断依据。图 5 大型体育赛事的碳排放范围界定[23]Figure 5 Defining Carbon Emissions for Mega Sporting Events[23]碳足迹确定后,赛事组委会需要协同各利益相关方,针对碳足迹界定和内容中所显示的可以进行降低、减少的领域,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减排措施。当然,将赛事相关的碳排放全部清零并不现实,所以应采取恰当的方法对减排措施进行评估,确定措施实施的优先级,再按层次执行。如图6所示,国际奥委会通常按照温室气体削减排实际潜力、减排认识潜力和可行性水平3个指标进行评价,对不同的措施与案例进行评估。图6 大型体育赛事的减排措施矩阵[23]Figure 6 Matrix of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for Mega Sporting Events[23]大型体育赛事的碳管理乃至于可持续发展,一直被学者批评过于笼统和模糊,核心就在于对排放规模的精确性。设计科学的碳足迹计算方法,是实现解气候变化的措施的第一步。因此,首先要确定赛事相关碳足迹的计算范围与边界,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没有重大遗漏的汇总。其次,参照国际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标准,确定体育场地建设、场地运营能耗、交通运输、开闭幕式、火炬传递、安保工作、酒店住宿、办公业务、媒体活动、网络和传播所需能源等的总体量,并确定以上赛事相关项目或活动的CO2当量排放系数,最后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q)或“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q)的形式呈现出来。一般来说,由于赛事在筹办、举办周期通常长达数年,实际碳足迹情况跟申办时预估的初始碳足迹之间并不匹配,需要组委会将诸如场馆规划变动、现有场地改造和变更等所造成的碳足迹差值反映出来,并予以明确说明。除去官方监测外,低碳研究机构、气候治理智库以及社会各界也可参与进来,基于多种方法论和途径来计算大型体育赛事碳排放情况,确保准确衡量碳排放规模。科学追踪计算碳足迹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探索减少碳排放的空间和可能性。从排放规模上排序,赛事碳消减首先关注的是新建或改造体育建筑。实施技术创新、生态驱动,利用可回收材料以及可再生能源,安装可再生的能源设施,以绿色建筑评价体系(CASBEE)为标准建造全节能技术融入的绿色场馆。施工过程中通过使用低排放型施工机、低污染型建筑车辆、高质量燃料来减少碳足迹,引入建筑物能源管理系统(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简称BEMS),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其次,在能源使用上,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大力开发氢能使用,建设氢管道等氢供应系统,构建“氢能社会”。再次,在交通方面,普及新能源车辆,发展绿色环保公共交通;应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如变频控制和再生制动系统,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教育司机生态驾驶,减少行驶中的快速加速和突然刹车;物品运输时,预先制订运输路线和计划,并根据道路挤塞情况进行变通,确保高效运输。最后,在采购方面,优先考虑当地的服务和产品源,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加强区域经济的活力,尤其在食品采购上,尽可能选择季节食物和邻近地区生产的食品,以减少与物流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便采用了低碳、减排措施,所有的大型体育赛事也不可避免地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通过探索碳补偿方式方法,减少、抵消碳消耗总量,是实现“碳中和”的最后保证性举措。国际奥委会在此方面的倡议是:第一,鼓励社会或企业通过碳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额度,向赛事组委会捐赠,进而核销减排量(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也鼓励捐赠经国家核证的自愿减排量,抵消大型体育赛事相关的碳排放。第二,由主办城市政府联合环保组织、社会团体开展线下绿色行动。例如,里约州政府通过林业固碳项目、大西洋森林生物群落恢复计划和其他解决方案,补偿因奥运会产生的、无法避免的160 t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排放。最后,搭建面向公众的、自愿减排交易平台,引导城市居民自觉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并对公众的减碳量进行价值量化,向赛事组委会捐献个人低碳行为的减碳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型体育赛事的“集聚地”。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参与全球体育秩序和话语权的需要,我国境内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越来越多。大型体育赛事是展示我国现代性城市的重要窗口,通过赛事“碳中和”能够展示我国政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取行动的坚定决心,也表达了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响应“零碳社会”愿景而努力的意愿和能力。但目前来讲,体育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主要力量依然是宣传和示范。我国体育事业亟待通过构建精细化治理的执行框架,包括从“碳高峰”到“碳中和”排放的愿景与目标承诺,从“被动响应”到“主动计划”认证成为采用积极的气候行动的组织定位,从碳生命周期、碳处理过程2个维度完成处理程序,以形成卓有成效的典范,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倡议的实现。
任慧涛:选题、撰写与修改论文;
易剑东:选题、审校与修改论文。
略。
文章编号:1007-3612(2022)02-0025-14
收稿日期:2021-01-03
修回日期:2021-02-10
出版日期:2022-02-25
网刊发布日期:2022-02-25
责任编辑:王晓微
责任校对:李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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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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